经济泡沫化之数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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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经济的泡沫化问题，具体可由几项指标来反映：

　　（1）经济货币化指数，即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比，2012年中国已达188%，并且仍处于持续的上升之中。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属世界上最高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最高为241%，其次是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分别为175%、164%、158%和103%，美国则更低，为90%。并且，中国的GDP均由当年现价进行计量和统计，本身就包含了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的因素；若将这些因素剔除，中国的货币膨胀、经济泡沫化问题就更显突出。每个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但相对比较，近几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膨胀最严重的国家。这个指标本身，也反映出通货膨胀及经济泡沫化之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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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2012年中国首次突破70%。回顾历史，本世纪初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足1/3，2006年首超50%，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升高，2012年达到惊人的70.3%。同时，在2003年之前，我国每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大于固定资产投资额，2003年之后开始发生逆转，并从此使两者走上了分道扬镳、差额持续扩大之路。一般来说，一国的投资率水平应大致保持一个合理水平，发达国家大约维持在25%。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投资率较高的情况，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持续过高却是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健康的反映，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并会带来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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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I和CPI的长时间背离现象。自2012年3月伊始，中国的PPI指数至今已连续18个月出现下降，而同期CPI却长期保持顽强的上涨之势，两者之间如此长时间的背离现象，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产能出现长期过剩现象，企业生产形势并不景气；在持续的“去产能化”过程中，通胀压力却挥之不去，足见货币信用膨胀之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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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累多年的“宽货币、高利率”环境，正在缓慢地窒息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1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我曾做过一次预测，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时间大约发生在2013-2014年，或者再后延一些时间。此事过了两年，在不知不觉中便来到了2013年，并且我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增长困难等问题，银行业风险事件不断爆发，不良贷款明显反弹，商业银行感到压力很大。最近遇到几个当时听过我此番讲话的商业银行行长，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神啦，前年你说的话真的应验了。
　　其实，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均有据可查、有规可循。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困难，根本问题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人民币汇率红利”等过去长期存在的比较优势，现已基本上释放殆尽，这使中国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2009及2012年过度的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主要依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使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泡沫化问题。长期来看，简单依靠货币扩张并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极大地压缩了宏观调控的施展空间。
　　我的看法是：长期以来中国在货币信用的管理上，存在“货币太松、利率过高”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当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正常情况下，银根松则应当利率低，银根紧则理应利率高，但在中国由于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却愣是将这对看似矛盾的现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期可能有其合理性，因为经济增速本身便可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能够承受或覆盖较高的利率成本。而一旦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时，便立刻危机重重。因为“货币太松、利率过高”的环境，将会直接打击或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危害极大。并且，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并无法承受宽松货币环境下的高利率时，社会资金流就极易出现普遍的断裂现象，金融风险旋即爆发。尤其是我们目前面对的外围国际环境，由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限已日益迫近，其对全球货币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并必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正是新兴国家经济体，中国所受冲击自然不容小觑。
　　其次反映在劳动工资的上涨上，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日资企业在亚洲各国所进行的调查统计，2012年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企业中，其人均综合人力成本已达到6734美元，比2009年大幅上升64%；而同年越南为2602美元，孟加拉国和缅甸则只有1000美元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劳动力等企业各类成本费用的大幅上升，已使中国渐失过去长期依赖的各种比较成本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在国家长期维持这种“宽货币、高利率”的大环境下，少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已表现出一种不计代价、不遗余力、不顾后果的疯狂状态。并且，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大部分与当地的土地生意相关，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将这些过高的融资成本，通过出卖土地的方式再转移到房地产市场上去，这就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房地产市场与银行（包括信托、租赁、担保、金融市场等）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其中信托理财、企业债、城投债等高收益负债，大部分转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近几年出现“野蛮生长”，共同演绎了一出“高利率、高融资成本、高利润”之“三高”演义。而这些东西本身，正是经济泡沫化的产物。
　　总之，“货币太松、利率过高”这对矛盾组合的长期存在和维持，已使我国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陷于困境，企业苦不堪言，有的则痛不欲生。若长此以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将情何以堪？如果实体企业出现生存困难，那么国家整体经济又将如何发展呢？毫无疑问，中国积累多年的“宽货币、高利率”环境，正在缓慢地窒息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积累起来的巨大系统性风险，也正在向我们一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