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观察下来,我发现问题的源头不是玛丽的工作能力或道德水准,而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高语境(high context)文化”与“低语境(low context)文化”的沟通风格差异。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理论,玛丽的行为方式代表了东方的高语境文化,其典型特征是:说话比较含蓄,内隐成分或曰暗码信息较多,旁敲侧击,点到即止,有时还显得秘而不宣,藏头露尾。作为对照,大多数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一般直来直去,习惯于把信息表达完整,把话说透,不像我们中国人往往只说前半句,后半句让人家去猜。在西方低语境文化里,人们往往对一些非语言的交际行为视而不见,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高语境文化里,交际者的面部表情、难以言说的情绪、微妙的手势及其他周围环境细节等,都是不可忽略的信息符号,其内涵或意义甚至超过直接说出来的话语。如此,在中国,“悟性”极为重要,因为很多东西不能说得太明,要不然就表示你没水平,也缺涵养。人们必须通过察言观色,才能悟出语言背后的含义。善于“意会”的人,才是沟通、交往的高手。而低语境则正好相反,能够准确而又生动“言传”的人,才是沟通“达人”。西方背景的人的逻辑很简单:你若不“言传”,叫我怎么能“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