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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华为,将目标锁定在IBM,要向IBM这家当时全球最大的IT企业学习管理。当年,引入IBM公司帮助华为构建集成产品开发IPD流程(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即集成产品开发,是一套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编者注)和集成供应链ISC体系(Internet Service Customer,即网络服务于客户,是一种最新的电子商务营销方法。ISC也是一种Intel的服务器管理软件——编者注)。 那时,印度软件开始快速崛起,任正非认为软件的质量控制必须要向印度学习。所以华为建立了印度研究所,将CMM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引入华为。 IPD+CMM是华为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第一个阶段。IPD和CMM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体系,这期间也是华为国际化业务大幅增长的时期,全球通用的语言使得客户可以理解华为的质量体系,并可以接受华为的产品与服务。 第一阶段帮助华为实现了基于流程来抓质量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人的不同会导致产品有很大的差异,而这套体系通过严格的业务流程来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随着华为的业务在欧洲大面积开展,新的问题出现了:欧洲国家多,运营商多,标准也多。华为在为不同的运营商服务时,需要仔细了解每一家的标准,再将标准信息反回到国内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环节。欧洲的客户认定供应商质量好不好,是有一套详细的量化指标,比如接入的速度是多少,稳定运行时间是多少,等等。 在几年前,业界有新手机发布的时候,在不同的国家都要有不同的发布时间,原因在于每个国家用户的需求不同、政府监管要求不同、行业质量标准也不同。对于手机厂商就必须要针对不同国家做适配后再发布。经过多年的摸索,华为现在已经可以全球统一发布新款手机,而这完全基于这些年对于标准的摸索。 这是华为质量体系建设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磨练的过程中,华为渐渐意识到标准对于质量管理的作用。随着欧洲业务成长起来的,是华为自己的一套“集大成的质量标准“。在这个阶段,在流程基础上,强化了标准对于质量的要求,通过量化指标让产品得到客户的认可。 接下来,华为的开拓重点到了日本、韩国等市场,来自这些市场的客户的苛刻要求让华为对质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拓展欧美市场时,只要产品有一定的达标率就可以满足客户要求,就被定义为好产品。但是产品达标率到了日本就行不通,在日本客户看来,无论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缺陷,只要有缺陷就有改进的空间。 工匠精神,零缺陷,极致,这些词时时折磨着华为的员工。在流程和标准之外,质量还有更高的要求,这需要一个大的质量体系,更需要一个企业质量文化的建设。只有将质量变成一种文化,深入到公司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所有员工对质量有共同的认识,才可能向“零缺陷”推进。 2007年4月,华为公司70多名中高级管理者召开了质量高级研讨会,以克劳士比“质量四项基本原则”(质量的定义、质量系统、工作标准、质量衡量)为蓝本确立了华为的质量原则,这就是华为质量史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后,克劳士比的著作《Quality Is Free》(质量免费)在华为大卖,主管送下属,会议当礼品,这本冷门书居然在华为公司热得不行。 这是华为质量体系的第三个阶段,从那个时候,开始引入克劳士比的零缺陷理论,做全员质量管理,构建质量文化,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要做到没有瑕疵。 客户的需求在变,没有一套质量体系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完成了流程、标准、文化的纬度建设,华为又遇到了新问题:如何让客户更满意。此时,卡诺的质量观成为华为学习的新方向。 日本的卡诺博士(NoriakiKano)定义了三个层次的用户需求:基本型需求、期望型需求和兴奋型需求,他是第一个将满意与不满意标准引入质量管理领域的质量管理大师。 基本型需求是顾客认为产品“必须有”的属性或功能,比如手机的通话功能。当其特性不充足时,顾客很不满意;当其特性充足时,客户无所谓满意不满意。期望型需求要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较优秀,但并不是“必须”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有些期望型需求连顾客都不太清楚,但是是他们希望得到的。兴奋型需求要求提供给顾客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使顾客产生惊喜。当其特性不充足时,并且是无关紧要的特性,则顾客无所谓,当产品提供了这类需求中的服务时,顾客就会对产品非常满意,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围绕客户满意度,华为的质量建设进入第四个阶段:以客户为中心的闭环质量管理体系。这就要求要基础质量零缺陷之外,要更加重视用户的体验。也正因为这个以客户为中心的闭环质量管理体系,使得华为获得了“中国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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