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老板的泣血总结：做实业30年 终于看清3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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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坐车到阳信，需要先坐高铁花三个多小时到山东淄博，然后坐上大巴一路向北进入滨州地界，两小时后，还要再坐上 40 站公交，才能晃晃悠悠到达阳信县的东部大镇——商店镇。

‘跋涉’到这里，只是因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在一个农业与人口大省的某个贫困县里，一家关系到当地几千人饭碗的地毯厂，决定大规模引进机器人进行作业。

这听起来，似乎完美符合《纽约客》杂志在去年 11 月发表的一篇封面特稿中对‘工厂进入半开灯时代’的设定，也符合各种大会上专家们反复探讨的‘机器替代人类打工仔’的某个典型。

然而我们在那里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番事实：

中国民营工厂遭遇的变革，因特殊的中国国情与农村环境，并没有渲染上美国式制造业衰落与工人被迫下岗的悲壮色彩。

相反，一方面，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们在竭尽全力把自己从车间中挣脱出来，而工厂，则迫切需要在劳动力极度短缺与竞争力低下的双重推动下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在这里，‘被迫’属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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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名叫瑞鑫的大型民营地毯制品公司，其前身是 1988 年成立的小桑福利地毯厂，后来被现任董事长黄春生等人买下。

在存活至今的 30 年里，这家进行了数次体制改革（譬如曾与美国地毯销售商诺瑞合资建厂，方便出口创汇）的民营企业，经历过 2010 年前后地毯出**易额屡破纪录的辉煌时期，也遭遇过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期后的外贸出口沉重打击。

但无论企业自身发展如何，它在当地人眼里都是镇上的‘支柱产业’——全镇人口不到 5 万人，但在地毯厂工作的当地农民，就有至少 3000 人。

当然，从商店镇在2018年上旬为自己申报的特色小镇名号——‘地毯特色小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家地毯厂的经济地位。

严格来说，瑞鑫的工厂并没有建在镇上，而是在离镇中心大概有 5 公里的小桑经贸园区。在到达镇上后，我只能再次出发，坐上另一路公交，穿过大片麦田、交错狭窄且人烟罕至的小路以及稀疏破旧的砖瓦房。

‘经贸园区到了，’公交车司机师傅指了指前方：‘再走几百米就能看到工厂大门，这边做的基本都是地毯生意。’

就是这‘几百米’，证明了所谓‘支柱’并不是虚话。

路两旁的许多门头房做的都是地毯印染、分销、运输以及纺织机器一类生意。电线杆上挂着的宣传旗子上也印有‘瑞鑫’和‘扶贫’等字眼。

而围绕这些地毯生意建立起来的，还有园区内邮局、银行、餐饮等基础设施，其俨然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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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都是我的厂子，一共有 14 个分厂，你看到的这里只是一部分，地毯仓库在旁边，棉麻纺织厂、光电机器还有数码印花在另外的厂区。’董事长黄春生刚刚到工厂，就带我绕了一圈。

很明显，这与我曾经拜访过的大型机械制造厂房完全不同。

入眼的只是一片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平房，厂房与厂房之间的小道上几乎没什么工人经过，院子里显得空落落的，甚至连织机的声音都听不见，安静得有些尴尬。

这些情形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所谓的‘机器人’可能只是地方在用于宣传‘扶贫项目’的噱头。

‘实话讲，我们最鼎盛的时候，工厂里有 12000 多人，’黄春生大概 50 岁上下，虽然看起来精明老练，但说话非常直爽，很符合工厂主的形象。

他点了一根烟，一副对我在想什么完全了然的样子：‘现在人其实也不能说少，3000 多人吧，但真的是很难招到了。’

根据他的描述，如果是 10 年前，工厂一招工就会有三四百人呼啦围上来，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需要托关系才能进厂打工。那个时候，地毯厂的工作就相当于一份铁饭碗，比‘公务员’地位还高；

而现在，经济环境与结构都变了，人口红利一过，有时候要‘求’着人来工厂。不仅仅是他们这一家普通的毛毯厂，‘招工难’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民营中小企业一个普遍的难题。

‘农村的孩子读书读的多了，想法变多的同时，也变懒了，现在换成我们求着他们了。但即便这样也招不到人’，他摇了摇头，像在嘲讽他们‘孺子不可教也’，也像在嘲讽中国的实体经济：

‘技术创新、主动把握机遇，智能化革命？哪有那么多好听的话，好听的话都是你们和那些狗屁专家写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用上机器，全都是被逼的。’

‘做实业做了 30 年，经历了太多心酸，我们做不了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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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刘钧回国继承了父亲不大不小的旧农机厂，走上所谓的‘自主研发’之路。然而，融资困难重重，各种政策拦路虎，还有业内残酷竞争引发的抄袭风潮，外加高昂的成本投入、人才断层与绞尽脑汁的员工管理……

制造业的‘江湖’，实在是太难混。

没有飞跃，没有暴利，没有奇迹。这是所有民营制造企业的根本属性。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是在贫困县里，人才会来才怪，’黄春生指定的集团‘接班人’，现任总经理周光明看起来比黄春生年轻很多，但据说销售经验丰富，现在主要负责开拓市场。

他看问题很现实，甚至倾向于‘消极’，直接否定了我提及的‘工厂能否招到技术人才’这个问题：

‘现在城市和农村的年轻人都去做销售和互联网了，觉得来钱快，还不累；厂里现在大部分工人都是周边的农民。他们家里有地，同时又在工厂有份活儿干，一个月能挣三四千，暂时还觉得挺划算。’

的确，在整个工厂里，特别是地毯加工车间内，年轻人的身影并不多。

走进前扎生产车间（地毯加工分前扎和后序，前扎就是用机枪把地毯基本轮廓织出来的过程），每块高达两米的地毯案板前都有一位拿着电动织枪的熟练工人，他们多数时间都要坐在那里，提着手臂在白色底布上摆动织枪，有时候也要走下台子整理纺锭和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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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靠近毯面，那些远处听起来时高时低的轰鸣，就会变成像缝纫机踏板一样密集的咔嚓咔嚓声，击打出的细碎浮毛也同时散入空气中，被吸入工人的鼻腔里。

很明显，厂间里大多是女工，而且年龄基本都在 30 岁以上，她们有些戴着口罩和手套，但大部分还是‘赤手空拳’上阵。

‘这个活其实不难，但是年轻人吃不了苦！有时候腰也疼，手指也疼，还会变形，’一位正在弯腰整理纱锭的女工脸色不是很好，

‘但是让我的话，也不会让孩子到工厂上班，要不读书干嘛，一天站 6、7 个小时，这么多毛，对肺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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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她们都知道公司引进了机器，但却没有任何抵触的表现。但是，与其说是‘不排斥’，不如说是这些朴实的中国工人对机器人的到来没有任何概念。

一位年龄 40 岁上下的女工在跟我聊天时明显有些谨慎，但她对纺织机器的形容让人眼前一亮——‘上晚班的工友’。

‘哪想那么多，现在本来人就少，而且挺累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另一位年轻一点女工比较热情，

‘如果不是犯了重大错误，我们不可能被辞退。机器现在织不了太大的，好像是不能大于 8 尺？’她用手比划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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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纽约客》那篇文章中‘美国制造工人们对机器的恐惧’，并没有发生在这个中国小镇上的纺织厂间里。

实际上，这群地毯厂工人们的认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让中国著名导演周浩捧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作品《棉花》，曾向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中国纺织行业小人物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无论是在阳光下因暴晒而‘崇拜机器’的棉花采摘大叔，河南某棉纺厂因休不了假而哭闹的棉纺女工，还是因订单堆积不得不彻夜赶工的牛仔裤加工小哥，都是中国中小民营制造业的基层参与者。

他们，都可以被机器打上‘可替代’的标签。

然而，身在其中的人，无不在盼望让机器解放自己；而身在局外的人，却总是在担忧这些人的何去何从。

但这绝不能说明‘工人 目光短浅’，仅仅是因为‘未来不代表他们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对很多‘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劳动密集型乡镇工厂来说，用工短缺，相比降低成本，可能更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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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个偌大的前序加工车间可以容纳至少 40 块 3 米*6 米的地毯案板，但算下来，人工每天的生产效率其实并不高。

‘大概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做 7、8 尺的地毯吧，不会再多了。’

即便在嘴上强调招工难，但无论如何，‘在保证订单截止日期内完工的同时，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才最终让黄春生一咬牙拍板进了几台机器。

他们仔细算过一笔账：一台机器织出来的是 12 个人的量，白天顶 6 个，晚上顶 6 个，而且工人晚上不上班。

‘我们找人算了很长时间，用机器之后，投入与产出差不多是 1：4，也就是投入 1 块钱，产出 4 块钱，不过这个比例现在是达不到的。’

是的，制造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有着相对漫长的时间差。这也是多数投资者对实体制造业‘唯恐避之不及’的重要原因。

以这种叫做‘枪刺地毯智能化机器人’的新生产设备为例。在 2017 年刚开始引入时，一台的价格高达 60 多万，但即便后来降低了研发成本，每台价格也不少于 30 万。现在，工厂至少有 20 台机器在机器在日夜不停地生产订单。

用黄春生的话来说，‘为了机器，这两年自己的血槽都被清空了’：

‘从找到东华大学的团队，再到现在真正用起来，我前后投入了 2000 多万。我们总说投入产出平衡，但是一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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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春生透露工厂的年度总营收能够超过亿元，但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地毯厂的效益已经大不如前。

除了不停地往机械设备采购与研发里投入资本，工厂每个月发给工人们的薪水总额也超过 1000 万元。某种程度上，公司需要肩负镇上的‘扶贫’重任；

另外，在 2017 年中旬国家进入历史上环保最严格审查时期后，瑞鑫也在三废处理上砸进去了不少钱，排放成本骤然上升。

‘去年 5 月开始吧，那可真是最严的环保了。我一直都在鼓励管理层和员工，不能停工，任何人都不能倒，大家一起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最艰难的那段时期，我们就真的一天都没停工。’

而我们也发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 年 11 月，瑞鑫集团旗下的阳信诺瑞纺织公司曾经两次向工商总局申请动产抵押（动产标注为‘买卖合同’与‘机器设备’）。

这或许能说明，2015 年 2 月中国工商总局颁布出台的《动产抵押管理办法》，曾给向来融资难，且一度进入破产高潮期的中小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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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经济萧条，以及欧美品牌纷纷将各类代工厂搬至东南亚的大环境下，死掉的民营工厂不计其数。譬如瑞鑫曾经的竞争对手，规模更大的潍坊地毯厂就已经宣布倒闭。

就是在这种无数与瑞鑫同等规模的中小纺织企业早已被历史吞噬的残酷现实中，黄春生觉得自己的厂子‘能苟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们的订单现在来看还不算少，毕竟有美国诺瑞销售公司在那里，比较容易出口，而且我们还在北京建立了地毯设计团队。但实话讲，工厂的利润的确是越来越低了。

物料人力成本肯定是随着年份逐渐增长的，但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时候你产品价格却不得不调低，甚至要先放货，然后再收款。

招不到人，效率又低，人家觉得你产能不行，没有竞争力。一旦没有竞争力，必死无疑。’

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即使短期内投入与产出再失衡，机器也成了‘为工厂续命’唯一且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