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老板的泣血总结：做实业30年 终于看清3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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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一位 60 后的‘土老板’，黄春生引入机器人织毯的想法，是被‘顺带’引发的。

‘东华大学做纺织方面的程序在业内挺有名气，我们一开始找到他们是因为做 ERP（一种生产管理系统），现在工厂都在做系统改造，最后我们才聊到了“机器人” 这个话题。’

在接触中，黄春生发现东华大学机械制造学院正在做织毯设备的算法研究与商业项目，就想试试能不能合作自动控制织枪的定制设备，毕竟自己的工厂真没这方面的人才，也招不到这类人。

‘我们是真没人会做，那研发别人做，我只提需求还不行？一开始想的是，他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弄一个程序，两边再一起搭个硬件框架，听起来可行呀。但最后真没想到会这么难，这么费钱！’

道理是这样没有错，因为我们在厂间里看到的机器人基本操作原则，与他的这番描述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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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工前扎加工车间相比，机器人呆的平房要小上数倍，但却明显感到宽敞透气了许多，因为只有 5 名机器操作工人与 8 台‘机器人’在进行‘作业’。

每个机器人身上都安装有多个枪头同时在底板上进行‘敲扎’，它们按照一定的轨迹把地毯图案中像‘花朵’‘太阳’等细节图形的边缘勾勒出来，然后再逐渐填充完整。

这个顺序很像小孩子学画画的步骤。

很明显，这里的工人看起来也更闲适一些：他们大多时候只需走来走去检查机器枪织的图案效果，或者检查枪头是否被线缠绕；

也会偶尔查看一下机器人旁边的操控面板，输入几个数字。只有在换纺锭和纱线时，才需要弯腰工作。

当然，这里的温度和噪声，也都要比人工车间里‘温和’许多。

其实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设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人，它们更像是‘被大型机械臂夹着的多根织枪，在白案上并肩作战’。

或者更直白点，这就是一种从若干年前就开始流行的工厂自动化改造形式，并没有用上像深度学习等更时髦的技术和理念。（其实除了高度自动化的重工业，棉纺等行业也陆续通过了自动化改造 ）

只要操作工人或者设计师预先输入一套设计好的地毯图案，并为每一个色块标好数字，设备就可以按照‘图纸’自动在白板上填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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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这么简单，那咱国家的很多乡镇企业早不就做了？’实际上，整个‘实施’过程，让黄春生放弃了三次以上。

机器织毯机研发中的无数次失败时常让黄春生暴跳如雷，有几次干脆向东华大学及厂内项目组发出过‘放弃’和‘暂停’的 指令。‘我好几次都说不做了，是真的不想做了，’黄春生回忆。

通常来说，一块色彩不那么复杂的工艺地毯也至少有 6、7 种颜色。如果是熟练工人，就可以按照标好的色块数字直接上手。譬如红色的色块都标 1，绿色的色块都标 2，织完一块断开线，再织另一块。

但如果让机器完全按照人的思路走，那就要做到，每次都能在不断线的前提下，把一张地毯上 n 个区域内的同一颜色型号连贯得填充好并走下来。

先扎哪里，后扎哪里，机器需要一条基于成本、呈现效果与效率的最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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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让机器织毯子，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工人给每个色块断线。譬如你用红线扎“高鹏展翅”这四个字，你得让机器沿着一条最短的路线，连贯得走下来，这太难了。’黄春生觉得这种活让机器来做，槽点简直数不清，

‘大学那边的技术员跟我们做实验断过的线都是成捆的，这还不算上机械自己的故障，枪头磨损。很多时候线头过大不好接线，甚至织出来很多时候不好看也不均匀。’

除了程序出现的问题，硬件的采购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黄春生对各个零部件的要求更高，最后拍板决定这套设备的机芯就用日本造的，而铝合金框架则来自香港供应商。

‘成本高也有进口的原因在里面，不过这轴心控制系统国内产的真的有点悬，后面我们慢慢可能会找一些替换，但是自己用的机器，要想寿命长一点，必须得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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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从设计硬件架构，再到软件系统，整个研发过程，黄春生把‘宝’压在了东华大学的团队身上。后者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外包的技术供应商。

一方面，作为地方民营工厂，工程人才的严重紧缺和断层不言而喻；而另一方面，东华大学在纺织机器人研发方面具备了学术与商业化的双重经验。

在与东华大学取得联系后，一位机械制造学院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表示，学院已经早已有了可以承接业务的机器人公司，很多研究成果都已经商业化。

‘不只瑞鑫一家，其实很多南方的地毯纺织厂也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正在引用这种类似功能的机器人。’

此外，我们搜集到的国内涉及枪织机器人轨迹算法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作者也基本来自于东华大学机械制造学院。

在论文中，他们找到了为机织图案进行自动规划与轨迹生成的方法，而‘颜色量化与聚类’，‘边缘检测’与‘轮廓跟踪’，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几个步骤。

通俗来讲，东华大学更像是为机械臂找到了一种类似 Uber 计算最优拼车路线的路径选择方法。

举个例子，在算法被执行的过程中，颜色 A 所在的 8 个不同区域，都会被算法标记出色块轮廓边界的‘起始点’与‘终点’。而织头每到一个点，就会划出合适的半径进行螺旋式填充，直到把同一个颜色的 8 个区域色块全部填满。

‘理论上讲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在每个不同面积的色块上选择起始填充点与下一个候选填充点，毕竟每一个色块都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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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论文，仅仅只能证明算法的可行性，而‘现实中最难的地方’，就是软硬耦合完成后那些让黄春生大动肝火的工程性细节——有上面提到的关于机器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团队内部对产品成本的分歧。

‘我们飞去东华大学好几次，他们也来工厂里检测过，双方也因为材料和价格闹过矛盾。他们会觉得我们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我们用机器，东西做的不好效率再高有什么用，再说用人也能勉强应付工期呀，何必再费这么多功夫呢？’

不过总归是暂时熬过来了。

在经过各种摔摔打打后，厂房里几十台在织布上‘手指翻飞’的机械手臂，已经不是那种只能在参观时才晒出来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正在生产美国几家大型超市几百份订单的‘金刚钻’。

‘眼见为实！你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些开着的机器，都是在生产订单，昨天刚有一部分交货。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演戏，只想尽可能把花出去的钱快点儿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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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黄春生说过的，他们可以信赖机器，与机器分摊责任，但经过这一段折腾，机器在他们眼里其实还没有‘太大的本事’。

如今这 20 多台机器，其实只是能应对海外市场中档地毯的部分订单，这在某种程度上既与地毯的手工艺品属性有关，也与客户需求及技术能力有很大关联。

‘很多客户就是指明要手工地毯，这倒是其次，机器目前只能织那种小于 2.3*3 米的中档地毯。因为图案的复杂性与枪头同时织布的数量有关，而尺寸太大的话，机器也挪动不了。’周光明解释道。

因此，像杭州 G20 峰会定制的巨型地毯，只能靠瑞鑫厂子里的工人先一块一块织出来，再最后拼接到一起。

‘其实工人织多大的都行，但运输很麻烦，所以五星级酒店大堂或者会展大堂用的那种地毯，都是先分成无数块，但这也比机器人织的大很多。’

但无论是尺寸还是复杂程度，对于机器人来说肯定有升级的空间，不过有几道加工工序是机器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这些工序都必须由后序厂间（为织出来的地毯做进一步加工整理）的工人一步一步完成。

挂胶、熨烫、裁剪、包边……在高温高湿的后序车间，没有一个步骤是机器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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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胶工人们需要把毯子清理干净后，用刷子把胶体一道一道涂抹在毯背上，这种技术要掌握‘火候’，不能厚薄不均，也不能涂出布边，更不能有漏胶。这些机器可能连碰都碰不了。

而熨烫、裁剪与包边，也都需要工人或跪或趴在毯面上‘慢工出细活’，这些工作不具备批量完成的特性。

‘后序车间的工人可能会更辛苦一点，’后序厂间的负责人正在检查地毯的包边完成情况，他觉得机器如果能把后序的步骤解决，才是真的神奇，

‘我们真的巴不得这些问题让机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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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生觉得，搞研发，给工厂引进新设备，绝大多数是从提升效率，缩短订单交付日期，解决用工难等层面考虑，但其实这里面还藏着他自己的一个私心：

希望能让新机器，带动整个工厂转变一下旧思想。

‘中央提的“新旧动能转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让乡镇的土工厂转变一下思想。譬如你看大家都提互联网思维，我觉得这也很适合乡镇工厂，要求我们服务也要跟上；

那使用机器人，搞数字化，就是要让工厂所有人知道，我们求变的速度也要加快。产品迭代快，跟得上消费理念。’

从一位贫困县里的实业家嘴中听到‘互联网思维’，已经让人感到有些新奇；而当工人们打开仓库大门时，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互联网思维与数字化革命对乡镇民营企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这是北欧风，几何无规则的形状，现在年轻人都好这种风格，很干净简洁。’仓库里，所有地毯都是按照不同风格进行了分类存放，他把一些城市里年轻人喜好的品类，都挂在了显眼的位置，

‘当然也有阿拉伯风和中国风的，还有煤老板喜欢的金碧辉煌风格的，不管怎样都得按照客户机市场的口味来做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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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互联网与智能化风潮，学习互联网思维，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对于一家小镇上的地毯厂来说，做到这些实属可贵。

然而，对于整个中国乡镇民营制造行业来说，这些还不是活下来的充分条件。

落后的家族管理方式，微弱的品牌意识，粗放式经营产生的环保问题，政策短视以及贸易壁垒，都是目前这个群体难以跨越的重重关卡。而一些局内人已经看到了，并在挣扎着做出一些改变。

但让人叹息的是，在一个被消费思维所湮没的社会里，他们就如同远古的遗物，只能顺应非实体化构筑的新型宇宙，或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实体经济做一块默默无闻的瓦片。

有人说，制造业这个行当里绝无理想主义者。但黄春生却认为，‘能在制造业呆住，就已经算是一个可靠的理想主义者’。

‘民营企业的存活率只有 2.4%，30 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觉得很骄傲，不过也有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后就倒掉了。很多时候这也不是什么效率或者产品可以决定的，到头来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可能只剩下精神。’
临走时，工厂门口的警卫大叔还乐呵呵地送我出大门。我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 ：

‘现在就是跟着工厂过日子，工厂不倒我就在这里。工作也没啥可辛苦的，过得也就这样。那环保局三天两头过来查排放，我们都得一起竖着耳朵，跟着一起着急呗。’

的确，敢做实业，愿意耐得住性子，并敢主动寻求改变，也是一种精神。

(中国经营报)